编者按：“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2017年11月8日下午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展厅拉开了帷幕，展览涵盖了何镜堂院士30多年来的建筑作品，展现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念。开幕之后，何镜堂院士更是与曼哈德·冯·格康进行了对谈。此次对谈，两位中西方建筑大师就首个及近期的建筑作品、建筑师的职业态度、设计引领城市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何镜堂：第一个建筑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和转折点，我是“文革”前华南理工大学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本来想大干一场，但是不久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们被分到武汉的湖北省设计院工作，不久全部人员被派到湖北一个偏远山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后来几经努力才调到北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文革”结束后我就四十多岁了，1983年5月，我举家从北京回到改革开放前缘的广东，一是因为我是广东人，二是因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回来的第三天，陈开庆院长告诉我，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但时间只有三个星期，不知我能否参加?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安定下来，然而一股创作的热情驱使我和夫人毅然接受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
经过20多天日夜奋战，我们一举夺标并成为实施工程，打响了回来的第一炮，并与夫人共同在《建筑学报》发表“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的学术论文，这对我人生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我在心里就做出一个决定——对每一个重要项目都提出“三到位”的要求，力争达到优秀设计的同时，认真总结，在科研和理论研究上也有所建树。三十多年过去，我仍然十分怀念当时下的这个决心，“三到位”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共性。
曼哈德·冯·格康：相比于何院士“大器晚成”的职业生涯，我的职业生涯的时间段是比较长的。我是二战的孤儿，没有任何亲戚和朋友，比较孤独地长大。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学什么没有明确的目标，先学了物理又学了法律，相当于转了两个行业，然后才在柏林开始了我的建筑学生涯。
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同学也是gmp另一个创始合伙人——福尔克温 · 玛格参加并中标了很多竞赛，这给我们两个人带来了很好的名声，我们赢得了德国当时最大的一个国际竞赛——德国柏林泰格尔国际机场，而我们头一年刚拿到毕业证书，之前还没有做过任何建成的建筑，两个非常年轻的建筑师获得这个项目的最后中标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我们当时的设计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人在下车之后以最短的路径来登机，是一个非常功能化的设计，这个设计交上去之后在几百份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让我们直接就拿到了这么大的项目的设计合同，这个项目也使得gmp有了长足的发展。gmp的第一个项目——泰格尔机场至今还在运行，实际上柏林市政府很早就想把它关停，最近刚刚进行了全民投票，超过50％的柏林居民赞成继续保留这个老的机场。
相比于何院士我们早了18年完成了第一个项目，我们的成功实际上对德国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是一种激励，因为大家终于看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建筑师能获得成功。随后我们又中标了很多大型的公建项目，我们作为比较年轻的而且一帆风顺的事务所在德国和欧洲成名。在我们成立后的二十年中，我们成为德国最年轻但是最成功的事务所，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内作出100多个项目，这在德国以中小型事务所为主的环境中是发展非常好的。我们当时主要的关注点和项目在德国和欧洲。
后来我们来到中国做项目并不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而是一个偶然的事件。1998年我们受邀参加了北京德国学校的竞赛，这是gmp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1999年我们又参与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设计，何院士作为评委，这两个项目的成功，打开了我们在中国发展的局面。经过18年的时间，如今我们在中国已经有120个项目建成，这个数量非常可观，几乎可以与我们在德国的项目相媲美。
彭礼孝：第一个作品基本上奠定了建筑师对职业的态度和建筑创作理念。面对中国城市从1977年恢复高考，距今已有40年时间，这40年对于中国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是波澜壮阔的，两家事务所都参与了国家级、城市级的重要文化地标建筑。
建筑师的职业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这波澜壮阔的40年给了建筑师巨大的舞台，有机遇也有挑战，时代的背景和建筑师的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关系？现在很多年轻的建筑师，他们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却面临着建筑师开始过剩的现状，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请从您们40年的经验前瞻一下未来的建筑师对这个职业的态度？
何镜堂：我算是赶上了建筑设计的末班车，因为我是45岁起步，至今我凭着对建筑的热爱仍在坚持创作。建筑有很强的时代性，有高潮有低潮处于不断的发展中，特别近几年建筑市场收缩，设计的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励志搞建筑的人必须要有激情，没有激情很难搞建筑，没有激情就没有创新的空间；其次建筑区别于其他学科，它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有好的创作哲理，不能完全从空间思想考虑，它不像数学有很清晰的标准，也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出好的建筑作品。
现在的建筑流派很多，每一个流派的出现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我们要学习人家怎么思考问题，千万不要跟着它走。齐白石讲过一句话很好“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们学专家学前辈怎么思考，也得结合自己国家情况，找一条创新的道路。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十九大之后，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两者结合起来，做中国特色的建筑，这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碰到80年代改革开放这个好机会，我抓住这个机会不放，找到实现发展的办法：“三到位”、好的理念和创作思维、团队、人才等等。同样今天，我不认为中国建设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它是阶段性的，现在的中国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必须会有大规模的工程出现，而且不再是追求速度的变化，而是质量的变化。
彭礼孝：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了何院士在内很多的大师，他们都是在这个历史的潮流当中，抓住了机遇，同时自身也非常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这40年也成就了很多国际事务所，gmp应该是进入中国最成功的德国事务所，这种成功可能跟gmp自己的机遇也是分不开的。
曼哈德·冯·格康：我在1998年之前从没来过中国，自此之后来中国的频率最高曾达到过一年来15次，在过去的18年中，中国建筑的变化很大，而且是积极的变化，当年来中国的时候看见一些受美国建筑比较肤浅的影响，比如后现代，大屋顶的建筑，彩色玻璃和中国元素生硬的结合等等，但这个在不断的变化，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发展越来越好。
想讲的第二点是现在年轻人的忧虑，我想强调的是年轻建筑师不需要忧虑，因为你们还是大有可为的，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始终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地，中国一个国家的建筑总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建筑总量的总和，所以大家在未来还有很多施展拳脚的空间。中国过去20年建筑的发展已经慢慢形成中国本土建筑的个性，这种自我个性已经不是从国外的建筑经验中东拼西凑，而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断充实，这种个性在未来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对谈现场：曼哈德·冯·格康 ©UED
03设计引领城市
彭礼孝：回到本届广州国际设计论坛的主题“设计引领城市”，两位大师在自己漫长的建筑职业生涯中分别提出自己的设计理念、设计哲学，何院士的“两观三性”，gmp的“对话式设计”。
十九大中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的论断在我国城市建设中也有所体现，建筑光鲜亮丽但城市的问题很多，如城中村，城市的宜居性问题。作为建筑师，在提出自己的设计理念后，接下来应该如何引领城市的发展？二位做了很多城市地标性建筑，建筑师如何影响到城市的决策者？
何镜堂：现在大家普遍反应“千城一面”、生活不方便、建筑缺少文化等共性的问题，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在这其中有一定的责任，在我做了这么多项目之后，我认为一个建筑师从事建筑创作，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创作理念来指导。1996年，我作为全国优秀设计的评委，评审结束之后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就此提出“两观三性”的理念。一个好的建筑则是以地域为基础，提炼到文化的高度，体现时代的精神，形成地域、时代、文化三者的结合，针对不同的题目侧重点不同，根据这三者形成的建筑必然是有特色的建筑。同理，扩大到城市的层面就不可能“千城一面”。
上个世纪末，适逢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我们念大学的时候，老师讲课，我们就做笔记，年底考试，把问题答对了就是好学生，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听话。但也因此都局限在条条框框里出不来。而现代社会最为需要的是创新型、复合型的人才，现在学生的教育不仅来自于老师教授，更多是在学科的交叉中，在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启发之中。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提出了当代校园设计的一个基本理念：环境育人。设计一种育人的环境，这样做出的校园的规划就不一样了。
当年佘俊南院士给我发过这样一幅漫画，在一个画图的建筑师周围围了一圈人，每个人都给他提意见，七嘴八舌地说你这个建筑应该怎么做，有专家、老百姓、领导、朋友，最后建筑师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设计了。影响建筑的因素纷繁复杂，但一个聪明的建筑师一定会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通过综合分析进行优选。所以我觉得一个建筑师的创作哲理非常重要。
我起步比较晚，直到45岁的时候才做了人生中第一个文化公共建筑。但是我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团队有四条是统一的。1、正确的创作理念2、正确的创作思维的培养3、敢于竞争、敢于创新。4、要有和谐的团队，大家彼此合作。
△对谈现场：何镜堂 ©UED
回到今天的题目，城市的发展，作为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正确的建筑创作理念，才能够做出具有特色的建筑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为城市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比如现在人们强调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便捷，现在我们强调的复合社区等就是对这一诉求的回应，基本一公里范围里面将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全解决，它不同于过去机械的功能分区。作为建筑师、规划师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以及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还有文化问题非常重要，建筑最高的享受是文化，一座建筑如何改变一个城市？比如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一座建筑就能改变一个城市。悉尼歌剧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建筑就代表了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代表了一种创新精神。所以一个好的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名片，代表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未来和追求。
曼哈德·冯·格康：我们的事务所有将近600人，但我们事务所的理念是非常一致且坚持的，我一直提倡对话式设计，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且是与事物之间互动的一种关系。我在40年前就将我们的建筑哲学思想归纳为四点，彭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正好契合这四个设计原则之一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很多人认为最美的城市往往都是中世纪形成的城市，比如意大利北部城市和锡耶纳。这种美出自于和谐，这种和谐恰恰来自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平衡关系，而在我们现在的城市中这种平衡关系往往被打破了，建筑过于强调个性而使城市的面貌杂乱不堪，或者是建筑太统一而造成“千城一面”。我觉得可以把城市比成一个大家族，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它们之间有亲缘的关系，城市的关系也是如此，大家既有一个统一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差异性。我们在城市设计时一定要像作曲一样，一开始就把旋律谱好，有一个从始至终贯穿的思维。
我们在上海临港新城的设计中，在城市中心设计了一个圆形的人工湖，这种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认为我们浪费了城市中心高价值的土地，但我不认为是浪费，因为中间这块地给大家提供了高质量的休闲空间，而且改善了原来城市中例如交通集中所带来的问题，圆形的湖也形成了城市的特性。围绕这个湖会有很多休闲的人群，这个城市很有活力。我们觉得城市应该是很人性化的，给人很舒适的感觉，而不是谈起来都是解决交通问题，或者怎么提高土地的价值，价值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取得，一个城市的质量做高了，价值就有了。
04近期建筑作品及其思考
彭礼孝：刚才两位谈到了各自的第一个作品，我们现在说一下最近的作品，介绍一下您们最近完成的或正在设计的作品，跟创作思想之间的关系，您们认为这个作品会不会代表未来的一种方向，或是跟本次“设计引领城市”主题有没有一个契合度？
何镜堂：从上个世纪末，我们参与浙江大学的规划设计开始，之后做了很多校园规划，其中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的规划设计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设计时间长达四年，设计完成之后连同景观、建筑整体移交给澳门大学。因为大学是在农田河塘基础上盖起来，所以我们充分利用河边的自然环境，用河水围成一个个岛，地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园；中间是一个以步行为主的大公园。第二，大学采用组团的结构，书院式的布局，每个书院之间在二层通过连廊相连，整个二层全是步行的；第三，它体现了岭南建筑特有的风格，又跟南欧风情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步入校园会给人一种很有底蕴，很宁静，学术氛围很浓的感觉。
△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校园最大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书院式布局，每个书院内有两三个学院，跟学生的住宿连在一起。每个书院都有侧重发展的方向，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竞赛、娱乐、生活，学生在交流合作中成长。澳门大学也因在国际化管理，学生交流交往和不同学科的交叉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使学校教育提升得很快。
第二个比较满意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尽管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好几年，但我们又新增了新的城市广场。大屠杀纪念观体现的是从战争到和平，是一个完整叙事的过程，通过空间序列表现出来，结合地形做成尖刀形。现在新的三期胜利纪念馆做的也很好，是一个5万多平方米的地景式建筑，下面是一个大的纪念馆，上面覆土种植上绿化以后就是一个城市公园。除了在纪念日举办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外，平常作为一个城市公园24小时对外开放，现在我们的城市常常就缺乏这种公共空间，这也满足了人们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
△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曼哈德·冯·格康：我们一直以来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的质量完美的结合起来，不仅在德国的项目上，在中国的项目上我们也一直在做探讨。这个想法在我们所设计的三个华为产业园区项目中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刚刚建成的北京华为科技厂房项目。当时华为委托我们分别在北京、深圳、成都做了三个研发中心园区，我们在园区设计的时候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特别是高强度的脑力工作的环境下，给压力很大的工程师提供一种更人性、更舒适的工作环境，让大家愿意在里面工作和长时间的停留。我们特别考虑到建筑和环境之间的结合，包括水系的结合、地面的交通组织等等。
△北京华为科技厂房 ©Christian Gahl
任总包括EMT对设计非常关注，所有的设计细节他们都在EMT会上仔细研究，他们也希望这三个园区将统一性和多样性良好的结合。实际上大家现在反过头来关注工作环境的舒适性，这也是对工业化社会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一种反应，华为园区的设计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有益举措。
△总平面图
©gmp / RLA Rehwaldt Landschaftsarchitekten
讲一个小插曲，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既有冲突又有结合的方面，特别是在数字方面的敏感和忌讳。园区的整个设计最基础的元素就是正方形中心掏空成庭院，这些庭院和单体又组合联系在一起，当时在做设计时，我把两个正方形贴近了，而且是对角对对角，后来业主发现这样就形成了“8”字，当时任总和EMT成员都很兴奋说这是8字，吉利数字，于是我们最后都是两两结合变成12个“8”字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设计给华为带来更多的财富。
△何镜堂院士带领观展 ©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
△展览模型 ©UED
B本《为深圳而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