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翔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评论家）、熊雪君
中国二十年来的超常规发展让世界瞩目。近年来西方对于中国格外关注，以中国当代建筑为主题的展览在威尼斯双年展、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荷兰建筑协会（NAI）等最重要的展览机构登台亮相，也使中国诞生了一批活跃于国际建筑舞台的“明星”建筑师。但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于中国建筑的关注，似乎仍然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一些建筑师和他们的作品上，对于中国大批量建造的建筑产品，更多听到的则是一种负面的评价。
今天我们提到西班牙建筑、瑞士建筑或者荷兰建筑，都会联想起一个国家建筑的整体印象，它们或者以建造精密、质量完美为特征，或者以构思精妙、形态独特见长，甚至一些经济发展不如中国的国度，比如印度或者智利，都会使人联想起造价虽低但设计质量不俗，体现当地文化个性的建筑形象。中国建筑的质量如何与经济的发展和建造的数量等量齐观，如何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当代建筑的全貌而非几个零零落落的建筑个案？在中国的明星建筑师们走马灯似的在国际舞台频繁亮相之后，中国建筑如何靠整体质量获得尊重而不仅仅靠超大的规模和超快的速度满足西方的猎奇心态？
或许中国的明星实验建筑师们的作品由于个性和不可复制性，很难在整体上改变中国当代建筑的整体面貌，与此同时，由于独立建筑师们的执业方式和小规模运转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大型建筑市场鲜有作为。而中国90% 以上大量建造的建筑作品，将从何处找到动力的源泉？这个主要由中国大型设计院和国际著名事务所主导的建筑领域，或许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的总体面貌。在这样的语境下审视德国gmp 事务所的作品，或许可以凸显其将品质与规模结合后所产生的重要价值。
今天的中国建筑市场不乏国外建筑大师的身影，和近年来广受诟病的国外建筑师为满足中国市场追求新奇样式的无节制欲望而创造的形式炫技的作品不同，德国建筑师冯•格康和他领导的gmp事务所始终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对现代主义的延续、技术理性先导、带有某种极少主义意味的简洁形式和有节制的文化隐喻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进入中国的十年间，成为了在中国市场最成功的国际事务所。一方面他们保持了德国建筑特有的严谨清晰的特征，一方面严肃真诚地对待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其他一些带有机会主义意味的国外建筑师不同，gmp 事务所没有将中国视作在遥远东方的、可以不负责任肆意实验的土地。这或许可以体现在德国《明镜》周刊在法兰克福组织的冯•格康和另一位德国建筑师茵恩霍芬关于是否要在中国设计建筑的著名辩论中。冯•格康表明了自己超脱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辩而关注建筑本体问题，力求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尽力将建筑品质做到最好。反观gmp 事务所这些年在中国市场所获得的成功，我们不难意识到这样的指导思想所收到的效果。
今天面对有着数百座建筑作品的gmp 事务所，如果要试图解读他们的设计理念，我觉得首先必须将其放在一个现代主义的传统中进行考察。事实上建筑历史中潮流和风格的更替，从来不是可以清晰地断代和划分的。正如阿道夫•路斯和勒•柯布西耶这样的现代主义启蒙者们事实上从未隔断和历史的联系，当代的建筑师们也或多或少地延续着现代主义的传统，gmp 便是其中之一。面对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文化和经济形态，自然的应对中都体现出血液中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gmp初创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现代主义分野的时期，一部分建筑师开始质疑教条的现代主义方法，批判其非人性和失去社会原动力的一面，从而转向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另一部分建筑师却坚持认为可以对现代主义传统适当调适后继续下去，并走出了一条被称为“新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之路。gmp 的建筑道路无疑属于后者。
今天gmp 的作品中仍然可以见到带有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早期和盛期风格的作品，这或许可以作为其现代主义传统的一种明证。立方体或带有圆弧转角的体量，纯白的墙面，实体上通过开窗面积的大小对比都折射出一种纯正的现代主义美学。
现代主义早期的许多代表作都是住宅，gmp的古纳别墅或许正是对这种现代主义住宅美学的回应。和柯布西耶常用的迂回步道的手法相同，建筑的平面围绕一个盘旋而上的坡道来组织，建筑的空间戏剧也围绕这种错层的平面来展开。建筑坐落在风景怡人的树丛中，小体量的组合、白色的墙面、大面积的开窗和环境所取得的穿透和视线沟通的效果、流线型悬挑而出的檐口、白墙上突出的弧线的小曲线以及将楼梯和坡道作为造型元素的现代主义手法，这一切都让人马上联想起白色派的“纽约五”的作品，早期格雷夫斯、格瓦斯梅或理查德•迈耶的手法，当然在德国的有机建筑传统中夏隆的影子也时隐时现。清晰的现代主义指向在这个作品中显露无遗。
另一个典型的公共建筑例子是柏林国家芭蕾舞学校，建筑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的舞蹈大厅和南面的教学楼通过中间的流线型通高中厅贯穿连接。建筑的功能布局和流线组织都是以讲求精密和讲求逻辑为基础展开。平面根据功能需求不同而层高有异，立面上，教室和办公均布有良好的采光开窗，而舞蹈厅则如舞台布景般设置大窗洞。流线型的中厅成为连接不同功能需求及调和空间差异矛盾的合理存在，同时为整个建筑带来一抹诗意的动感。设计构思源自于使用它的舞蹈学生需要“不断地在充满创造性的舞蹈世界和典型的全日制学校管理中实现自身角色的转换”，中厅顶部大小不一的圆形天窗塑造了浪漫柔和的室内光空间，同时沿中厅组织了交流平台、走廊和楼梯等公共活动空间。同时连接室外，融合进整个环境，为东西向的校园交通提供了通道，使得学校作为教学场所的同时也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通过节制精细的空间组织和立面设计，营造了一种浪漫自由的氛围，传达出理性主义精神和诗意关怀的融合。
柏林国家芭蕾舞学校
北京基督教海淀堂位于中关村文化商厦与海淀图书城之间的空间中，独特的教堂外形设计与周边建筑之间形成很多有趣的室外活动空间，设计的主旨在于“通过教堂自身的不规则曲面外形设计将教堂与其周围所布局的商业建筑区别开来”, 突出其自身独特的功能特点。教堂作为精神生活的空间载体，属于一类特殊的城市公共空间，需要关怀式的亲切感和神性空间的距离感。基督教海淀堂在外部使用纯白隔栅围出脱离商业和世俗的纯净空间，主入口处的四层通高的十字架成为进入圣地的守护。然而建筑本身并不是完全拒绝世俗的姿态，教堂主入口直通二层，而地面层通过多变的曲面外形和小广场的营造，提供了更多公共活动发生空间，并设置有室外咖啡馆。按照宗教传统布局，圣坛位于东侧，窄窗实墙的韵律变化光线控制营造了神秘朦胧的气氛，顶棚网状交织结构的施工和隐藏灯带制造的微妙光感也显示了设计师对于细部的精确把控。
北京基督教会海淀堂
如果说gmp 的作品传承了现代主义精神，那么在现代主义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今天，当建筑不再能够承载柯布西耶理想的拯救社会的重任，当社会的发展使得在当代世界的状况下，经济和功能的要求不仅仅是要满足一种应对匮乏的“最小化”生存（minimal living) 之时，现代主义在像gmp 这样的当代建筑师事务所手中还剩下了什么？或许答案是简洁节制并带有极少主义意味的形式语言，以及植根在德国传统中的技术理性的内在逻辑。关于“极少主义”的趋势，是以尽可能少的手段和方式感知和创造，要求去除一切多余和无用的元素，以简洁的形式客观理性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极少主义或者简洁内省的形式语言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节奏合拍，是对装饰、表现主义、消费文化的抵制。在gmp 的许多作品中，这种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
长春科技文化综合中心综合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建筑群由三座博物馆组成，每座博物馆平面都为正方形，方形中心为通高的中庭，沿中庭布置竖向交通核与横向的空中走廊等辅助服务空间，四边形的四个角为各个展厅布展和多媒体观演厅，整个建筑呈现为立方体空间有秩序的变化。三栋建筑呈风车状与中间的方形入口大厅进行连接，每个博物馆的中心中庭均直接通向入口大厅，三栋建筑单体采用了相同的交通组织方式。由中心向四周分散，到次一级中心再向下分散的层级明晰的功能流线对应的空间布置方式显得清晰而高效。建筑外墙立面使用白色干挂石材，应对北方的寒冷气候，主要功能空间采用条形细长窗的立面构图设计。外墙石材一直铺砌延伸至室内，使得室内中庭产生一种室内空间室外化的效果，风车状的室内中庭，透过玻璃幕墙与室外隔断，作为辅助空间的楼体走廊此时与博物馆展示空间发生奇妙的意义置换，以一种空间构成的展品姿态展示在人们眼前。简洁的方形体块空间保证了主要功能空间经济高效使用的同时，辅助空间的丰富多变的手法呈现无遗，一种寻求条理分明的秩序中的自由，依然是gmp 最核心的理念。
长春科技文化综合中心
仍在设计过程中的曼海姆美术馆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美术馆是一个对原有建筑进行扩建的项目，新建部分从内到外与老建筑截然不同，简洁的方形体块内部空间呈现出如同绘画般的独特形象，空间结构从曼海姆棋盘状的城市布局中得到启发，一系列长方体体块交互错落，不同层高、空间宽度以及穿插其间的流线，打破了建筑外形看似单一的体量感，尺度各异的悬挑空间带来了充满张力的空间体验，同时给参观添加了丰富多变的视角。从中能看到阿道夫•路斯对于空间形式和尺度追随与建筑功能实用理性主义对gmp 设计理念的影响，在曼海姆美术馆中将空间看作为一个个自由的非局限于某一单一楼层，这种方法把互相间所有联系的房间组织成一个和谐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也是对于空间最为经济的利用，根据不同空间展品的尺寸和用途，不仅大小长短不同，高度也有变化。来自阿道夫路斯的空间规划（Raumplan）原则贯彻在这个方案中，主要展示空间是一个个漂浮在空中的盒子，通过流线组织将这些空间连接体块、丰富多变的内部交通和交流空间蕴藏于简洁的方形体块之中。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植根于德国工程和技术传统的建筑师事务所，gmp 也推崇技术理性，以综合性的技术方案提供大型公共建筑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体育场、火车站、会展中心、博物馆、高层建筑和绿色节能建筑等具有技术挑战的建筑类型中。在这个领域，我们看到的一些是将现代主义的理性逻辑、简洁的形式和可行的技术方案融为一体的设计作品。
天津西站这座京沪高铁的新枢纽站同时是城际交通网与城市地铁网的交会点，位于新老城交界处，大尺度的城市枢纽空间令人联想到gmp 在柏林设计的火车站同样是枢纽站和城铁交会点的大型交通建筑，位于城市中心，但由于天津西站服务的人群数量更巨大，流动性强，所以交通枢纽功能成为唯一的需求，跨度上也是柏林火车站的两倍。高57m，跨度400m 的拱形屋顶，成为结构美学的最好展示，作为一个承载春运这类每年一度的城乡人口大迁徙的特殊城市公共空间，它用德国式的严谨和对大尺度空间比例的研究以及对于结构和细部构造的紧密逻辑推敲，营造了一个具有纪念性和文化内涵的宏大空间。能代表火车站形象的除了候车大厅以外，火车进出站站台的空间也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天津西站的站台使用的四角锥形束柱，形式简洁，建构逻辑清晰，束柱柱头的锥状构造在满足了力学合理性之外更展示了结构理性的美感，简单而有效。
天津西站
基辅体育场是gmp 对原建于1923 年的体育场进行的修复和重建设计，尊重原有历史构造和历史意义，建于1968 年精细且具有特色的预应力混凝土上层看台被保留，新建的屋面支撑结构与保留的碗状基座分离并且相互独立。原“基辅中心体育场”最具代表性的外观将被崭新的、具有金属编织感的玻璃外罩覆盖。体育场内部通过空中支承的薄膜屋顶结构和灯光穹顶，形成了它独特的可识别性。面对复杂变幻的历史政治风云，建筑师用简洁的结构美感铸造了一个容纳50 000人的公共纪念场所，传达了包容的、平等的、自由的永恒奥林匹克精神。
上海保利大厦则是一座位于黄浦江边的高层建筑，综合体由一座塔楼和四座多层楼体构成，整个基地面向江景呈三层阶梯状布置，通过公共广场、绿地和一条林荫大道贯穿连接。
塔楼在模数化的柱网和核心筒布置下进行了立面和平面的创新突破尝试，东立面和西立面的玻璃幕墙通过不同楼层局部折角突出产生交替的波浪式韵律感，通过这种侧面突出的方式让每个楼层都获得了更大面积的眺望黄浦江的办公空间。内部的核心筒看似呼应外表皮的折线空间，实际上为南北门厅营造到达电梯厅的流线导向性。在原有秩序中寻求突破和创新，立面采用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传达了gmp 对于可持续绿色办公理念的坚持，裙房部分四座多层两两对应产生中心绿地花园，跌落式的台地布置，给出了建筑师对于场地如何回应周边环境创造自身的独特性答案。
上海保利大厦
如果说gmp 事务所的成功，在现代主义传统价值、形式和技术理性之外，还具有一些特质的话，或许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冯•格康本人和gmp 的作品中所具有的浪漫的一面，尤其在处理一些文化敏感的项目或者是在有特殊文化蕴涵的地区进行设计，gmp 的作品力求在现代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之外，还通过一点严格控制的文化隐喻（metaphor），传递对于当地文化特质的尊重和对建筑个性特征要求的回应。然而和后现代文脉或历史主义的方法不同，这里的文化隐喻又经过严格的现代建筑语言过滤，使得一方面文化隐喻和技术、结构的解决方案浑然一体，而避免了生造的印象，另一方面，文化隐喻的可读性被严格控制，使得建筑既可以通过若有若无的文化“形象”来解读，也完全可以脱开隐喻的层面在纯粹建筑语言的层面被欣赏。建筑师多多少少会具有一点浪漫主义情怀，试图创造有文化表现力的作品，这种微妙的度的把握或许是我们在建筑实践中最难的，而gmp 的作品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度。
gmp 作品中的隐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种是对建筑所处环境的呼应，比如对周围山体的隐喻。这体现在深圳大运会体育中心和海利根港鸟类观察站中。前者的建筑形体和周围环保体育中心的群山形成呼应，而后者则用一个现代的木构架描绘出一种“鸟”的意象。第二种则是对一种文化上的意象进行呈现，比如越南河内博物馆倒金字塔形的空间让人联想起东方建筑文化中坛庙“阙”的意象。我非常喜欢的一个gmp 的作品是汉诺威世博会的基督教馆。在这里与其说是在现代建筑中加入有关教堂意象的隐喻，不如说是将一个传统的教堂进行抽象和简洁形态的演绎。建筑采用最基本的材料：大理石、钢和玻璃，以可以组合拼装的正方形模块进行组织。在完全几何和抽象形式下，基督教内涵体现在中央空间和回廊空间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十字形的钢柱上：在主空间中略带夸张尺度的十字形柱让人联想起哥特教堂纤细空灵的束柱；而哥特教堂中色彩绚烂的彩绘玻璃窗演变成了不同材质甚至当代生活的用品所铺设而成的“花窗”，色彩变得素净了很多，带有一种静谧反思的意味。整个建筑与其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崇拜之所，不如说是建筑空间和材料的崇拜之所，空间、材料、结构在这里共同上演着触动心灵的戏剧。
拉斯瓦尔德尔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观察站
最近在中国上海建成的临港航海博物馆，交叠的轻质屋面壳体结构表达了关于航海的隐喻，构成整个博物馆重要而富有个性的主体形象。模数化的曲面壳体采用船舶和飞机制造业所使用的玻璃纤维强化塑料（GRP）预制符合材料。在两层玻璃纤维强化塑料间加一层网状结构，以提高结构的有效静态厚度。同时为了清楚地展示屋面壳体内部的力线，将各个板块按照受力轨迹进行划分。对于gmp 来说，建筑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冯•格康认为“并非一切看上去是技术进步的东西都是理智的，只有在对天然材料欣赏和尊重的基础上与朴素的技艺协同作用才能产生出好的建筑作品”。航海博物馆的裙房部分采用方形中轴对称式，对比于帆船式鲜明形象特征的主展厅，立面方形构架的裙房建筑显得更加“零识别”，简洁纯粹的方与圆几何外形似乎超越于时间与地点之外，但是这种与具象帆船隐喻的结合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梳理回应，使得它本身具有意义上的不可移动性。这几个彼此存在差异的作品或许可以代表gmp 作品中的文化隐喻手法。
临港航海博物馆
如果说gmp 的作品可以用对现代主义的延续、技术理性先导、带有某种极少主义意味的简洁形式和有节制的文化隐喻来进行总结，那么gmp 在中国当代建筑获得的成功或许还得益于他们既保持德国建筑的严谨态度和高品质，又尽力体现了对中国具体问题和文化特质的尊重。这种良好的平衡，或许在他们负责中国项目的合伙人吴蔚先生的工作特性中可见一斑。经过德国区建筑良好职业教育和训练又能够在不同层面上促进和中国市场的良好沟通，使得gmp 的作品既接中国的地气，又能够保持gmp 作品一贯性的特征和可识别性。在当代中国建筑实践的语境中，gmp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样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持续为当代中国建筑创造新的智慧，也提供了当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未来路径，向我们和世界证明大规模的快速建造仍然可能保持的建筑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