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细致地研究了Loos的著名文章“装饰与犯罪”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并分析Loos写作的动机，意图和思想来源，以及还原了当时人们与社会的反应。为后世对Loos的“装饰即罪恶”的误解作出了甚为彻底的澄清。
Adolf Loos 著名的 “装饰与犯罪”（“Ornament und Verbrechen”）在他的著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其完成的一百年后，它仍然是 Loos 最广为人知的论文，同时也是现代设计中被广泛阅读和引用的学说之一。它被认为是反映 Loos 建筑思想的代表作，同时也是理解 Loos 不同寻常的建筑思路的必读篇目。然而，惊人的是它的起源和背景却很少被研究，而 Loos 在这篇文章中的意图以及其深远的意义则持续被误读和曲解。
在 1982 年出版的 Macmillian 建筑师百科全书中，Carter Wiserman 在他介绍 Loos 的文章中简要地总结了 “装饰与犯罪”，而他的解读铸成了对这篇文章长年的错误认识：
在他的写作中，Loos 越来越关注在传统设计以及维也纳分离派 (Vienna Secession) 和维也纳工坊 (Wiener Werkstätte) 的产品中出现的过度的装饰。Loos 在 “装饰与犯罪” 中强烈地表示了对此事的恼怒。“装饰与犯罪”是一篇发表于 1908 年的小短文，但它的内容却和当时的常规大相径庭…。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并在国外广为流传（Le Corbusier 曾称之为“对建筑史诗般地大清洗”）。它也很快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文献中关键的一篇。
从 1930 年到今天，在几乎所有关于 “装饰与犯罪” 的解读中，同样的所谓的 “史实” 毫无改变地被复述。几十年来，研究 Loos 的学者们都认为到这篇文章写于 1908 年，许多人还说它发表于 1908 年或是 1910 年，但没有说发在哪里。事实上，这篇文章的起源和发表的故事与我们之前的认知十分不同。对于这篇文章的困惑和误解不仅仅体现在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或是在哪儿发表的。另一个长期的误解是关于它的影响。自 1930 年来学者都讲述着民众对这篇文章强烈的反应和当局咄咄逼人的批评。同样的，事实比这要复杂和微妙——它也很好地反应当时维也纳的情况。学者们至今仍然对 Loos 的目标是谁，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和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的，他的思想来源于哪儿，以及这篇文章产生的大背景这些问题一知半解或是产生误解。最近，Loos 还由于该文中出现的 “种族主义和仇视女性” 的倾向而被攻击。许多人还极其不公地指责 Loos 一手把建筑装饰逼上绝路，或者至少忽略了装饰的意义。
对现存资料证据和 1910 年代整个环境的潜心研究不仅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 Loos 要写这篇文章以及他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也能让我们看到对他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这项研究也显露了 Loos 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业内和公众观点变化的大环境是如何迫使他详细阐释他的观点。尽管 Loos 尽力地想阐明他文章的观点，但是这篇文章却发展出了独立的生命并产生了 Loos 无法预见也不曾希求的后果。
“装饰与犯罪” 的起源和第一次柏林演讲
大约 20 年前， Burkhardt Rukschcio 在他的文章 “装饰和神话” 中试图厘清 “装饰与犯罪” 的起源。这篇文章收录在他和 RolandSchachel 共同撰写的关于 Loos 的经典专著，《Adolf Loos: Leben und Werk》 (Salzburg: Residenz, 1982)。Rukschcio 从新的材料中得知：在文学音乐学术联合会 (Akademischer Vreband für Literatur und Musik) 的赞助下，Loos 在 1910 年 1 月 21 日在维也纳第一次以演讲的形式发表了“装饰与犯罪”。这篇文章那时已写成演讲的稿件。当时的一篇新闻文章证实了 Loos 确实在 1 月底在维也纳举行了演讲，同时 Rukschcio 发现的一份现存手稿里面的提要也侧面证明了这很可能就是 Loos 那天朗读的稿件。
但新的证据表明事情的发展似乎还要复杂得多：尽管正如我们所知 Loos 的维也纳演讲是他首次完整发布 “装饰与犯罪”，但文章中许多思想 Loos 早在前一年的 11 月的演讲中介绍过了。所以，1910 年的手稿很可能是 1909 年的原稿的修正补充版本。
解开 “装饰与犯罪” 之谜的第一条线索来源于 1910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是关于 Loos 在维也纳 Michaelerplatz 为 Goldman & Salatsch 服装裁制公司所设计的一栋大楼。Loos 在前一年设计了这栋楼，1910 年春这栋楼动土修建。到九月底，外墙业已完成并且墙面也被粉刷过了。简洁的外墙效果带有一种尖锐的现代感，也导致当地一家报纸（Neuigkeits –Welt - Blatt）把它比作一个谷仓。这篇文章同时也指出 Loos 是特意让建筑立面不加雕饰，尽管这并不完全是真的。这篇文章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而使得维也纳房管局（Viennamunicipal building authorities）吊销了这栋房子的建筑许可。柏林一家报纸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说到：“这建筑师是著名的‘现代主义’艺术家 Adolf Loos。他去年曾在柏林作过一次引起大量关注和评论的演讲”。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又称为 Looshaus，看向 Michaelerplatz，维也纳，1910，译者自摄 (译者添加)
在 1909 年 11 月 Loos 确实在柏林演讲过一次，不过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演讲题目：“应用艺术的批判”（Kritik der angewandten Kunst）。这次演讲在艺术商人 Paul Cassirer 的艺廊举行。该艺廊位于 Tiergarten 的 Viktoriastraße 大街 35 号，离 Potsdamer 广场很近。
Cassirer 在 1898 年和他的堂兄，Bruno Cassirer 共同建立了这个艺廊。它自建立很快就成为了展示和购买柏林分离派艺术作品的一个窗口，其中包括 Max Liebermann 和 Max Slevogt 的作品。Cassirer 同时也极力推动了梵高（Vincent vanGogh），塞尚（Paul Cezanne）以及其他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家作品。从 1907 年开始，他开始发表文章介绍年轻的德国现代主义艺术家，其中包括 Else Lasker-Schüler, Heinirch Mann, Carl Sternheim, Ernst Toller, 和 Frank Wedekind。
然而 Loos 柏林讲座的组织者却不是 Cassirer，而是一位作曲家，艺术商人和出版商 Herwarth Walden。生于 1878 年, Walden 原名为 Georg Lewin。他曾在柏林和佛罗伦萨学习钢琴和作曲。20 世纪初期，他写现代歌曲，但他最为出名的是在 1910 年创办表现主义杂志《Der Sturm》并发掘并推动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年轻艺术家。 Loos 通过他的好朋友，维也纳讽刺作家 Karl Kraus 认识了 Walden。1909 年 4 月，Walden 接替了双周刊杂志《Das Theater》的总编一职，同年 6 月他来到维也纳并找 Kraus 为杂志写稿。正是那时他认识了 Loos。Loos 和 Kraus 发现 Walden 和他们志趣相投，于是他们开始和 Walden 定期通信。
Adolf Loos (左), Karl Kraus ( 中), and Herwarth Walden ( 右) 于维也纳, 1909 年 10 月末. Kraus 将 Loos 引介给 Walden, 后者在 11 月 11 日为建筑师组织了一场较早版本的 “装饰与罪恶” 的讲演。
从他们现存的信件中很难分辨出到底是 Loos 还是 Walden 提出的 Loos 到柏林演讲的主意，但可以肯定的是 Walden 找到 Cassier 来组织这次演讲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 Loos 在 1909 年 9 月 9 日发出的一封电报确认演讲时间为 1909 年 11 月 11 日。这个时候，Loos 并没有想好演讲的标题。一周后，在 Kraus 给 Walden 的信件中，Loos 附上了一封短信中写道：“我希望能在近期告知你我演讲的题目。目前为止，我想用‘应用艺术的批判’。如果您不反对的话，那就它了。”
Walden 在 10 月 23 到 25 日来到维也纳；毫无疑问 Loos 借此机会和他讨论了演讲的细节。一周多后，kraus 写给 Walden 并确认他也会来柏林参加这次演讲，并且演讲当天他将和 Loos 一起乘火车到 Dresden。Loos 会在那停留几小时准备演讲，然后将于当晚 5 点到达柏林的 Anhalter 车站。那时距离演讲仅有 3 小时。
这次活动的官方赞助来自于 Walden 所创办的艺术协会（Verein für Kunst）。这个组织的建立和组织效仿艺术和文化联合会。后者组织并发布先锋艺术家的音乐和文学作品；Loos 和 Kraus 都是它的成员。至少两家柏林的报纸在当天预告了 Loos 的演讲，但是绝大多数到场的人可能都是应 Cassirer 和 Walden 邀请而来。 Loos 那时在柏林并不出名，即使在维也纳，在获得 Michaelerplatz 委托之前，他的名声主要是基于为报纸写稿和一些小项目，例如 café Museum（1899）和 Kärtner Bar（1908-9）。直到下一年关于 Goldman & Salatsch 的争议爆发，Loos 才成为公众焦点。
Café Museum，室内，维也纳，1899。（译者添加）
Kärntner Bar，（现改名为 American Bar），维也纳，1908。（译者添加）
Loos 的柏林演讲没有留下任何手稿或是笔记。新闻报道提供了关于他演讲的内容以及听众们的反应的线索。Berlin Börsen-Courier 报道到 Loos 讲了一口风趣的维也纳方言，不过也评价说他的理论组织得不是很系统。这次演讲批判的对象是企图设计日常用品（Gebrauchsgegenstände）的艺术倾向。报道的人引用 Loos 的原话写道：“美术和工艺应该完全分开。” Berliner Lokal-Anzeiger 提供了一份非常类似的报道：“Loos 想解放手工艺，把它保留为它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自然状态。他从现实和私人的角度着力抨击了艺术家们对此的干涉。”
这些报道所表述的显然是后来出版的 “装饰与犯罪” 中的核心段落的大意。这两篇报道中没有其他内容是关于 “装饰与犯罪” 中的思想。然而一年后，在和 Walden 的通信中，Loos 把这次演讲叫做“装饰与犯罪”。这封信中，Loos 和 Walden 商量他的即将举办的演讲，题为“论建筑”（Über Architekur）。在这封信中，Loos 还附上为这次演讲写了一个简洁的广告：“建筑师 Adolf Loos 因他去年的‘装饰与犯罪’的演讲而出名。该演讲引起了极大争议。” Berlin Lokal-Anzeiger 应该是参考了这份广告，从而在 1910 年 10 月的报道中也把那次柏林演讲称为 “装饰与犯罪”。
Loos 的广告中关于他柏林演讲的内容有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一，他说他去年在柏林做了一次题为 “装饰与犯罪” 的演讲；二，这次演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报道他演讲的报纸文章似乎并不认同这点。来自 Berliner –Börsen – Courier 的报道，尽管有点批判的意思，但是还算客气而且完全没有提到说听众有任何强烈的反应。来自 Berliner Lokal-Anzeiger 写道：“演讲结束的提问环节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思索。观众对演讲者报以友好的掌声，当然也不乏少许嘲弄。” 但是这种观众反应当然够不上 Loos 口中的 “很大的争议”。
Loos 的柏林演讲为什么没有引起很大反对的声音？原因很简单：Cassier 的艺廊并不是很大，听众的总人数应该不会超过 30 或 40 人；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应该都是 Cassirer 和 Walden 的朋友或是熟人，所以他们很可能本来就像 Cassirer 和 Walden 一样赞成 Loos 的想法。从现存的 Loos 的书信来看，Loos 很希望他的演讲能够产生争议。1909 年 9 月， Loos 写信给 Walden 讨论演讲的标题。在这封信最后一行，Loos 写道：“标题应该起得能够吸引工艺艺术家（applied artists）入场。”Loos 期待能够和传统工艺者面对面地展示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是徒劳。他应该对于他的演讲并没能引起轰动感到非常失望。他写的广告表示他希望把那次演讲显得更重要并更有影响力。为了避免获得上次演讲的那种温和的反应，他叫 Walden 扩大宣传力度：“在张贴栏里的广告邀请所有 Charlottenburger 的建筑学学生（即柏林工大学 Berlin Technische Hochschule）”，并且确保学校所有建筑学教授都收到书面通知。
很难解释为什么 Loos 声称他 1909 年 11 月在柏林的演讲题为 “装饰与犯罪”。他 1910 年 3 月在柏林又举行了一次演讲，那次的题目确为 “装饰与犯罪”，有可能他只是记错了。但是因为两次事件离得很近，更合理的解释是 Loos 自己把 1909 年 11 月的演讲 “应用艺术的批判”（Kritik der angewandten Kunst）看成是 “装饰与犯罪” 的一次预演。
没有证据表明 Loos 为他 1909 年的柏林演讲准备了稿子。他显然只是准备了提要然后临场自由发挥。当时的报道说 Loos 的演讲缺乏清楚的组织和结构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在 Loos 职业生涯的晚期，1920 和 1930 年代，Loos 常常不准备稿子就演讲。他的第四任妻子，Claire Beck-Loos, 回忆说 Loos 喜欢靠临场发挥来做公共演讲，Loos 曾说：“我从不为演讲做准备，我总是在最后一分钟临时决定要讲的内容。我没法靠念稿子来做演讲。”但是现存的 Loos 早年的演讲稿，包括 “装饰与犯罪” 和“我在 Michaelplatz 的建筑”（Mein Haus am Michaelerplatz）, 和他讲的话自相矛盾。确实在一战前，Loos 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演讲，有时念稿子，偶尔自由发挥，有时一半一半。他可能无法清楚地回想起他在 1909 年的演讲中说了些什么，只是记得内容和最终版 “装饰与犯罪” 相关。
Loos 常常重用过去的材料，这无疑也使得他对时间记忆模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装饰与犯罪” 中许多想法和图片都来自于他之前的写作。例如，在 “德意志制造联盟真多余”（Die Überflüssigen [Deutscher Werkbund] ）中（写于 1908 年），有一段文字表述了 “装饰与犯罪” 的主旨：“艺术起源于装饰日常用品的行为。巴布亚人所有的家务用品都覆盖了装饰。手艺人装饰日常用品是对艺术的不敬。人类历史表现了艺术是如何从这种亵渎中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这个时期关于 Loos 的报道以及 Loos 的好友们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影射类似的想法。在 1909 年 11 月前，Kraus 在他的报刊《火炬》（Die Fackel）多次提到 Loos 反对装饰的想法；Robert Scheu 对 Loos 的报道也剧透了许多 “装饰与犯罪” 的内容。这篇报道发表在 1909 年夏季的《火炬》中。
可以说 Loos 对于 “装饰与犯罪” 中的议题再考虑了 10 多年后才写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篇名作。他在 1890 年代中期曾在美国旅居了 3 年，回国之前他就逐渐形成他对装饰的基本态度。在文章“奢华的马车”（Das Luxusfuhrwerk）中，Loos 首次清楚地发表对装饰的抨击；这篇文章于 1898 年发表在《新自由报》（Neue Preie Presse）上。在之后的 10 多年中，正如他的写作作品所展现的，他不断为他反装饰的观点添砖加瓦。
“装饰与犯罪”和 Loos 一系列写于 1908 年的文章有些许类似。这些文章包括 “文化”（Kultur），“现世赞”（Lob der Gegenwart），和“多余的事”（Die Überflüssigen）。这使得 Rukschcio 和 Schachel 认为“装饰与犯罪” 应也属于 Loos 同一时期的作品。但是这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这三篇文章是为慕尼黑文学和文化杂志《三月》（März）而写的，由 Ludwig Thoma, Hermann Hesse, Albert Langen 和 Kurt Aram 编辑。它们都只有 2-3 页，比 “装饰与犯罪” 短很多。这个时期 Loos 还写了大约相同长度的“文化的衰退”（Kutlurentartung），很可能也是为《三月》而写，不过直到 1931 年才发表在他从 1900 到 1930 年的作品收录集《尽管如此》（Trotzdem 1900–1930）中。“装饰与犯罪” 则要长很多 —— 几乎是其他文章的两倍长 —— 风格也大相径庭，更尖锐，沉郁并且更善辩。
Trotzdem, Adolf Loos, 1900-1930。（编者添加）
第一次维也纳演讲
可以确定的是第一次柏林演讲的 2 个月后 Loos 在 1910 年 1 月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题为 “装饰与犯罪” 的演讲。这次活动由文学音乐学术联合会（Akademischer Verband für LIteratur und Musik）官方赞助。
文学音乐学术联合会由维也纳学生于 1908 年建立。除了艺术和文化联合会以外，它是唯一一家定期赞助先锋艺术，文学和音乐的组织。评论家 Oskar Maurus Fontana 说最先锐的知识分子们常聚集于该联合会。这个协会组织了 Kraus 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也发布了 Egon Friedell, Frank Wedekind, Stefan Zweig 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在一战前的十年间，该组织也是作曲家 Arnold Schönberg 和他的弟子 Alban Berg 和 Anton von Webern 的热烈支持者，尽管他们深受业界和普罗大众的反对。这个组织成员通常是学生，艺术家，和城中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他们也组成了 Loos 1910 年初的演讲的绝大部分听众。
我们不清楚这次演讲的地点。但是文学音乐学术联合会成成租用位于第三区 Marxergasse 街上的 Sophiensaal 大厅来举办大型活动。这个大厅能容纳大约 2700 人，但 Loos 的演讲可能是在旁边的用来举办小型演讲和音乐会的小厅。
据我们所知，只有一篇文章报道了这次活动，发表在维也纳报纸 Fremden-Blatt 上。这篇未署名的评价有让人惊讶。作者提到这次演讲不到一个小时，而且指责 Loos 是一个不善演讲的人:“Adolf Loos 算不上是普通意义上的演讲人，他的讲话缺乏润色和修辞。” 他也说到这次演讲伴有许多相关幻灯片并且最后 Loos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演讲后有 “非常生动的讨论，” 不过其中大多数都不过是些 “没有意义的打趣” （müßige Timpeleien）。
Loos 又一次没能成功地引起争议。考虑到听众人群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到场的都是支持现代主义的人群，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许阅读过 Loos 的写作和建筑旅行，并因此熟悉了 Loos 反对装饰的观点。一部分听众无疑是 Loos 的朋友和熟人。而另一大部分听众则是工业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和建筑艺术学院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ste) 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都曾在咖啡店见过 Loos 并听过他随性地谈论自己的观点。
这篇评论全面总结了 Loos 的演讲，并引用了许多关键词和重要的句子，其中包括后来出版的完善版的 “装饰与犯罪” 的中心论题，说明这次演讲是第一次 “装饰与犯罪” 的完整报告。作者忠实地记录了 Loos 断言“文化的进化过程伴随着把装饰从日常用品逐渐去除的过程，” 他的论题涉及现代装饰的剥削本质以及艺术的色欲起源。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Loos 不仅仅是念稿子，因为即使是不紧不慢地朗读 “装饰与犯罪” 全文也只需要 15 到 20 分钟。这意味着 Loos 应该有些自由发挥的内容，可能是讲解幻灯片或是更细致地解释自己的观点。
Loos 很可能是在 1909 年 12 月或是 1910 年 1 月初首次写作完成 “装饰与犯罪”。12 月份的头 3 周 Loos 留在维也纳。现存的少量材料表明他应该在这期间设计 Goldman &Salatsch 的服装店。12 月 23 日他动身去瑞士和太太一起共度圣诞节。他太太，Bessie Bruce，那时在 Leysin 一家疗养院接受结核病的治疗。元旦那天他短暂地回到维也纳，但是不久又动身去 Leysin，这次他和年轻的艺术家 Oskar Kokoschka 同行。Loos 设法让 Kokoschka 留在疗养院为病人画像。1 月 10 日后的某天 Loos 重回维也纳。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回来后的几天还是在几周前完成的“装饰与犯罪” 的写作。
我们或多或少能猜出 Loos 那段时间的精神状态。12 月或是 1 月初，他把 Goldman & Salatsch 服装店的模型展示给建筑师 Robert Örley 和评论家 RichardSchaukal 以及他的客户 Leopold Goldman 和 Emanuel Aufricht 看。这个模型清楚地表现了建筑立面除了首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Örley 不久后在《奥地利建筑师学会年鉴》（Jahrbuch derGesellschaft österreichischer Architekten）上写他认为这栋建筑应该会很不错。不过他同时也认为这栋建筑 “初期会受到很多批评。”Schaukal 也告诉 Loos 他将会面对和公众反对意见的一场苦战。这些反应或许第一次让 Loos 感到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将会爆发（围绕着反装饰的）争议。
Loos 并未被吓倒。不仅如此，他在 “装饰与犯罪” 中尖锐的态度说明他决心把反对装饰的议题推向公众讨论。Rukschcio 在 “装饰与神话” 提到的现存手稿很可能就是他当晚的演讲稿。最明确的证据就是 Loos 在论证奥地利公民不同的文化程度的段落中说：“文化发展的速度被落后的人阻滞了。我可能生活在 1910 年（的文化环境中），但我邻居可能生活在 1900 年左右，而有些人（甚至）在 1880 年。” 手稿上 Loos 用 1910 年作为他自己生活的年代确定了他的写作时间应该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之后的演讲中，Loos 把时间依次改为 1911、1912 直到 1913 他为这个题目做最后一次演讲。
“装饰和犯罪” 写作时间的误判
“装饰和犯罪”曾长期被认为是写于 1908 年。Franz Glück 在 1960 年代早期开始搜集整理 Loos 的写作并集结成《Adolf Loos 论文全集上下册》（Adolf Loos: Sämtliche Schriften in zwei Bänden）。他在后记中解释了写作时间的误判是如何发生的。早于 1929 年，当 “装饰与犯罪” 在 Frankfurter Zeitung 上发表时，表明的写作时间是 1908 年。Glück 和 Heinrich Kulka 都曾经是 Loos 的助理；两人那时候开始收集 Loos 零散的写作并在 1931 年把它们出版成集《尽管如此（Trotzdem）》。Glück 没有署名，而 Kulka 编集了文章并在语言风格上加以润色。他们二人判定了大多数 Loos 手稿的完成时间，其中包括 “装饰与犯罪”。他们把这篇文章发表在 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Frankfurter Zeitung》上，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篇文章的标准版本。Glück 写道判定这篇文章和其他 Loos 的写作有一些难处：
当《尽管如此（Trotzdem）》将要出版的时候，Loos 对他很多文章都没有印象。他从没想过他能把文章集结成书。他只是有时候在手稿上标明写作时间，而且他也不能完全确定那些文章曾在何时在哪发表过。在这里我们不会再（严格地）检查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不过我们对我们的判定很有信心。
“装饰与犯罪” 在《Frankfurter Zeitung》上附带了简短的前言（可能是基于 Loos 自己给出的信息），第一句就说：“这篇文章写于 1908 年。” 当这篇文章 2 年后出现在《尽管如此（Trotzdem）》的时候也标的是 1908 年。Kulka 和 Glück 可能从 Loos 的其他文件或是 Loos 自己的口中获得的这个谬误的时间。Loos 自己可能是记错了，或者是他想把文章的写作时间说成早 2 年来彰显自己在反对装饰的先知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编辑把文中关于文化发展阶段的年代改成了 1908 (“我生活在 1908 年…”) 并把该文章的写作时间也相应地定在了那一年。这个写作时间的判定被援引多处，只到 Rukschio 的文章出现并发布 Loos 的手稿才让一些编辑者相应把时间改为正确的 1910 年。
Loos 的意图
弄清楚 “装饰与罪恶” 的写作时间不仅仅是一个学究的问题：它直捣 Loos 为什么写了这篇论文和为谁而写的核心问题。此处，他最初的手稿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日后发表的版本中，Loos 点名抨击了三位当时著名的设计师: Otto Eckmann, Henry van deVelde 和 Joseph Maria Olbrich。正如 Rukschcio 指出的，在原稿中 Loos 同样也提到了 Josef Hoffmann（Loos 称他为 “艺术家 Hoffmann”）, 但 Loos 后来删掉了这一段。
Eckmann 是最显而易见的目标。他曾是世纪之交 Jugendstil“风格华丽” 的阶段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曾在 Pan 和 Jugend 杂志上发表绘画作品并设计了该风格两种最流行的字体：Eckmann 和 Fette Eckmann。 但 Eckmann 死于 1902 年，在 1910 年看来他的作品就显得非常过时——这正是 Loos 想表达的观点。
Otto Eckmann 为 Jungend 周刊第十四期设计的封面，1898。（编者添加）
Loos 对另外三人的抨击则更成问题。这三人在 20 世纪初期都继续工作，但他们的设计发展出了新的方向：Olbrich 在他 1908 年死前回归了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截止到 1910 年 Van de Velde 和 Hoffmann 也开始采用新的风格：Hoffman 采用新古典主义（Biedermeier neoclassicism）, Van de Velde 则趋向于基于纯几何的风格。但三人依旧使用外加的装饰，而正是这一共同点使得 Loos 认为他们是合适的抨击目标。
日后许多评论者断言 “装饰与罪恶” 是针对 Jugendstil 的抨击，但这并不完全正确。Loos 的目标并不是非难某一特定的风格手法，而是所有现代装饰的使用。他非常清楚新的设计方向即将浮现，而 Jugendstil 则在衰退。使他困扰的是 Hoffmann 和其他设计师仍然信奉新发明的装饰语言在现代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作为艺术家的设计师和作为工匠的设计师之间的区别是维也纳现代主义者圈内的基本分歧之一。而这个问题也是 Loos 写作的中心议题。早在 1908 年，在发表于 Dekorative Kunst[装饰艺术]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试图把他和 Hoffmann 以及其他 “艺术家设计师” 的手法区分开来：“让我评论 Josef Hoffmann 很难，因为我完全反对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们采取的方向，不仅仅是在维也纳。对于我来说传统是最重要的，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则是第二位。”（数年后 Hoffmann 在他的文章 “简单的家具”（Einfache Möbel）中回击了 Loos 的指责：“我们要回归老的手工艺传统么？但愿不要。” ）
在 Hoffmann，Koloman Mose 和银行家 Fritz Wärndorfer 在 1903 年共同成立了维也纳工作坊（Wiener Werkstätte）之后，这两人间的争议加剧了。从一开始，Loos 便把维也纳工作坊认作是绝对的后退。与其是拥抱新时代的精神，他确信工作坊的产品进一步混淆了艺术和工艺领域的区别。“以前至少，” 他在 1907 年评价 Hoffmann 为一个方格金属大花瓶所作的设计的时候写道，“一丝所谓的工艺艺术的意味还算明显，但现在检修孔盖上的网格被作花盆和果盘的装饰。”
Wiener Werkstätte Gitterwerk Rare and Original Painted Architectural Vase，Josef Hoffman, 1905。（编者添加）
这样的驳斥成为了 Loos 在 1908 年对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批判文章，“多余的事”（或 “多余的德意志制造联盟”Die Überflüssigen [Deutscher Werkbund]），中的主要观点。他以反对艺术设计师这个概念为论点总结了这篇文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家具木工’的文化。如果应用艺术家都去画画或是扫大街的话，我们就会拥有这样的文化。” Loos 随后一年的 “对应用艺术的批判”（Kritik der angewandten Kunst）和日后的“装饰与罪恶” 的完整版本是对应用艺术持续攻击的升级。(在 “对工艺艺术的批判” 中，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的，他特别猛烈地抨击了像 Riemerschmidt 和 van de Velde 一样的改革者)。在没有能激起他所希望的畅快回应之后，他把他的批判说得更加尖锐，把应用艺术家的野心等同于犯罪。
装饰与犯罪
对于 Loos 来说，把装饰与犯罪紧密相配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智的比喻。他认为制造装饰从根本来说是反社会的行为，而那些本该更清醒理智的人——世纪之交在维也纳或是中欧艺术中心从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却常常误入歧途。“在我们的时代” 他写道，“顺从内心冲动在墙上涂抹色情符号的人不是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
但如今在讨论 “装饰与犯罪” 的时候，人们常常忽略了 Loos 是利用讥讽的方式来阐明他的观点。但在 1910 年 1 月在维也纳那些观众理解他的有些评论是为了博君一笑——即使是当阐明一个严肃的论点的时候。维也纳表现主义诗人 Albert Ehrenstein 也是 Kraus 和 Loos 圈子中的一员，当他数年后回顾 Loos 某次演讲时写道：“Adolf Loos 以一种极端搞笑的方式展现他严肃的想法。那些描述没文化的维也纳人的段子真是中肯。” Loos 不是真的认为 Hoffman 和其他使用装饰的人是罪犯——尽管他觉得他们的行为让人深感厌烦。他常常在他的写作和即兴演讲中采用嘲讽的态度，不时地用维也纳方言来加重幽默效果。这种尖刻但又有趣的批判是维也纳表演性作家和连载作家的固定方式。Loos 的好朋友 Kraus 和 Peter Altenberg 都是这种表现方式的大师，而 Loos 借鉴他二人的写作方法，早于世纪之交以前就在他的写作中采用了这种手法。
但是，Loos 把继续使用装饰和犯罪或罪犯拴在一起并不仅仅是为了逗笑他的观众或是激怒他的反对人群。他的目的是展现 “艺术家 - 设计师们为创造出一种现代美感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和不合时宜。”
把装饰和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想法并不完全是 Loos 的创新。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意大利犯罪学家 Cesare Lomborso 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犯罪的人》（L’ uomo delinquent, 1876）或许启发了 Loos 把装饰和底层社会罪犯的行为联系起来。
Lombroso 曾在帕多瓦，维也纳和巴黎学习，撰写《犯罪的人》的时候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任教。他声称纹身和犯罪有很明显的联系，因为只有罪犯和原始人类才纹身；而他认为罪犯们则是发展不健全的人类，或者说是进化上的倒退，他们的性格呼应了原始人类的野蛮天性。Lomborso 认为纹身则类似于身体烙印，显露了罪犯内在气质和生物天性。《犯罪的人》在 1887 年翻译成德语，其中他写道：“纹身是人类粗野和最原始状态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他 “天生罪犯的生理和心理” 章节中，他观察到他研究的罪犯将近一半都有纹身。）
《犯罪的人》一书中的插图片段，1876。（编者添加）
尽管没有证据证明 Loos 读过《犯罪的人》，他无疑知道 Lombroso 的中心论点。这本书的正文分成厚厚的两卷，并且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不同犯罪类型的生理和心理概述。Loos 更可能是从间接渠道熟悉 Lombroso 的著作，要么是从介绍 Lombroso 的观点的报刊杂志，要么是从他和 Karl Kraus 的交谈中。Kraus 对道德问题和犯罪司法系统十分感兴趣，并且伦理问题和社会行为的问题在他发表在《火炬》上的文章中反复出现（Die Fackel, 这是 Kraus 自己于 1899 年创办的报纸）。截止于 1910 年，Kraus 曾提到过 Lombroso 高达 6 次以上，说明他非常熟悉 Lombroso 的观点。
如果 Loos 真的借鉴了 Lombroso 的观点，他把这位意大利犯罪学家的理论和其他材料联系了起来。其中显然包括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理论。在他的《装饰的语法》（The Grammer of Ornament, 1856）的前言中有一幅展现毛利妇女纹身的脸的版画，琼斯（Jones）写道：“这项十分野蛮的行径中显示了高阶装饰艺术的原则，脸上每一条线都经调整以产生自然的特征… 野蛮部落的装饰，是（人类）天性的结果，也必然遵循它的意图。” 琼斯的解说符合 Loos 所坚持的 “装饰人脸和所有周边事物的冲动是艺术的起源。它就像是孩童版的绘画。”
毛利族人面部纹身，图自 Ornament of Savage Tribe，The Grammer of Ornament Ch.1，1856。（编者添加）
也有可能 Loos 参观了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毛利艺术，它们都是澳大利亚探险家和自然主义者 Andreas Reischek 在 1870 年到 1880 年在新西兰搜集而来。在超过 12 年间，Reisckek 收集超过 450 件毛利物品，包括武器，农具，独木舟上的装饰，房屋雕刻，和个人装饰配件。博物馆获得了 Reischeck 的收藏并隆重地展览了它。
他对原始巴布亚人的了解更有可能是来自于维也纳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 Rudolf Pöch 的著作。Pöch 曾在 1901 至 1906 年间到新几内亚探险考察，1907 年回到维也纳后就开始发表他研究的结果——也正是那时候 Loos 开始在他的文字和演讲中使用 “原始巴布亚人” 的字眼。 Pöch 拍摄的当地人的照片以及记录的他们的语言和歌曲都在维也纳的新闻界引起广泛讨论。这些可能就是 “装饰与犯罪” 中图片的直接来源。
但是 Loos 对文化发展的构想的核心并不仅仅是巴布亚原始人类，还有他从 Lombroso 那获得的想法，即人类行为的相关意义，例如刺青：“我们曾指出许多在文明社会所认为的犯罪在原始种族中却是正常并合理的行为。因此很明显，那样的行为在社会进化和个人心智发展的初级阶段是自然的。” Loos 在 “装饰与犯罪” 中写道：“巴布亚人屠杀并吃掉他的敌人。他不算犯罪。但如果一个现代人杀了人并将他吃掉，他是罪犯或是一个堕落的人。巴布亚人在他们的皮肤上纹身，装饰他的船他的桨——装饰基本上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东西。他不是罪犯。纹身的现代人则不是罪犯就是一个堕落的人。”
Loos 对文化发展路径的理解——特别是他把装饰等同于堕落——无疑也基于 Max Nordau 的著作。Nordau 于 1849 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并在 19 世纪末成为欧洲一流的政治社会记者，并作为在巴黎的派遣记者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柏林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以及其他中欧报纸撰写稿件。他的著作《堕落》（Entartung， 1892）在世纪末的欧洲被广泛阅读。在此作品中，他发起对现代主义激烈的批判，引起了对文学和绘画中新流派的本质和价值的激烈争论。Nordau 从他 “亲爱并尊重的大师” Lombroso 那儿借鉴了许多议题，并把该书献给了他。新艺术的“粗暴和残忍的精神” 让他幻灭，他抨击现代主义者所用的词汇正是 Lombroso 用来形容他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那些 “不健全的人” 的语言。“堕落的人，” Nordau 在《堕落》的前言中写道，“并不总是罪犯，妓女，无政府主义者或是确定的疯子；他们常常是作家和艺术家… 他们用钢笔或铅笔来满足他们病态的冲动。” 他认定最好缓解新艺术 “任性” 的办法是回归到科学 “不可抵抗和无法改变的” 原则中去，回归因果关系，回归理性观察和知识。艺术只有从推理联想中才能清楚地构思和表达。在对科学发展的赞美中，Nordau 也阐明了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态度。他相信人类需要适应变化的外界环境，并且不能把自己与这种需要隔离开来；在纯想象中寻求庇护的艺术家——用他的话来说即是 “神秘主义者”（mystics）和 “自大狂”（egomaniacs）—— 则是阻碍社会文化进程的堕落的人（degenerates）。
Loos 在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在 19 世纪末尾看到了 Nordau 的著作。有可能是 Kraus 引起了他对 Nordau 的兴趣。Kraus 在《火炬》中曾多次提到 Nordau，并且 “堕落” 的概念常常出现在他的散文中。和 Lombroso 的著作不同，Loos 的写作不仅仅是对 Nordau 的论题的一个浅显理解。例如，在他的文章 “文化堕落”（“Kulturentartung”）中，他把 Nordau 对堕落和堕落的艺术的定义和他自己对德意志制造联盟以及其目标的尖刻批判放在一起。这个主题在 “装饰与犯罪” 中又再次出现了。例如在不加掩饰地批判象征主义画家的时候，Loos 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跟从内心冲动在墙上涂抹色情符号的人不是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 人们可以从厕所墙上涂鸦的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
像这样的修辞方式，轻蔑不屑，可能直接来源于《堕落》的影响。Loos 的批判也与 Nordau 根本保守的态度相符，特别是他认为艺术和文化的新进步应该基于过去的发展。Nordau 强烈反对 “发明” 新的艺术形式；他相信真正的文化发展是 “有节制的进步” 的产物，而 “有节制的进步” 则是 “自我节制的行为准则” 的结果。在 “装饰与犯罪” 中，Loos 通过比较城市生活中的 “贵族” 文化——即那些装扮上完全现代的人——和那些相对落后从而自制能力较弱的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能接受非洲人，波斯人，斯洛伐克农妇，我的鞋匠的装饰，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获得更崇高的存在状态。而我们，在另一方面，拥有超越装饰的艺术。在每日的辛苦劳顿之后，我们去听贝多芬或《崔斯坦》（Tristan）。我的鞋匠却无法这样。我不能夺走他制造装饰的快乐因为我们无法来替代这种快乐。但是任何去听第九交响乐然后坐下设计壁纸纹样的人则不是罪犯就是一个堕落的人。”
Loos 对装饰发展的理解也是对于森佩尔和里格尔（Gottfried Semper and Alois Riegl）所创学说的延续讨论。在《风格》（Der Stil, 上下册，1860-63）中，森佩尔跳出达尔文进化论的框架来考虑装饰的问题，并认为它从特定的文化源头自然发展而来并认为它是特定材料和技术条件的产物。里格尔，30 年后在《风格问题》（Stilfragen，1893）否定了由森佩尔设定的建筑结构，手工艺方法和装饰还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之间的联系。Loos 应该对二者的学说都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把装饰的发展和文化进化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相关的讨论。他似乎是从 Nordau 那儿继承了美学是渐进发展这样的观念，或者延伸来说，从达尔文那儿延续过来这种看法（尽管达尔文在他最后的著作里否认自然选择存在纯美学的维度）。所以，“装饰与犯罪” 既是十九世纪进化论的讨论产生的结果，也推动延伸了该学说；它在一个拓宽了的文化框架下扩展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者 Herbert Spencer 的学说。（Loos 毫无疑问了解 Spencer 的学说）。
“装饰与犯罪” 特别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Loos 试图把文化发展和生命必要性联系起来。他在文章一开始就隐射所谓的生命重演原则来建立这种联系，他写道：“在子宫里人类胚胎经历了动物界发展的所有阶段。”
这想法最初来源于德国的生物学家 Ernst Haeckel, 他坚持认为 “胚胎的历史” 和“人种历史”相关联。Loos 不是唯一采纳 Haeckel 学说的人，Haeckel 的书和文章在当时被广泛地阅读和讨论。Haeckel 的《自然的艺术形式》（Kunstformen der Natur, 1899-1903）包含许多生动的花草的彩色图片，这些图片曾启发许多 Jugendstil 的艺术家们创造出对自然形象风格化的的描绘。Loos 也显然借鉴了 Haeckel 所持有的“艺术源动力”（Kunsttrieb），即认为所有生命内部存在趋向艺术表现的源动力。这个想法对世纪之交教育家和文化改革者的想法有广泛影响。
后来的建筑学作者们谴责 Loos 轻率地借用 Lombroso， Nordau 和 Haeckel 的结论。例如，1950 年代晚期 Reyner Banham 戏谑 Loos 以 Lombroso 以及其他十九世纪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来发展把他关于装饰的想法的企图是 “生奶油哲学”（Schlagobers-Philosophie），就如同把生奶油掼在桌上一盘令人期待的菜上，但当你凝视它的时候它就瓦解了，像是一块冷却的舒芙蕾（souffle）。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立论，” 他继续写道，“而是把几团论证——弗洛伊德餐，人类学餐和犯罪学餐——放在一个不稳的盘上进行冗长而没有结论的排列。” 但 Banham 和其他后来提出类似评论的人忽略了这一点：Loos 关于装饰发展的论证或许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理论基础上，但他从未打算把他的文章设在严格学术的语境里；他的文章更像是一次文化质询和一个更开放的讨论的一部分。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娱乐听众，批判他的反对者并建立自己的立场。“装饰与犯罪”，如同 Loos 所有的文章，都是特别个人和主观的；他希望通过他认为的常识来和观众沟通。
“装饰与犯罪” 的写作风格也是格外耐人寻味。相较于大多数当今的建筑或是设计理论家，Loos 的表达十分清晰直接。他的德语句子简单有力，他们的口吻稀松平常，好像是在谈话一般。（他的朋友 Otto Stoessl 把 Loos“简洁谈话式的语言风格” 比作伏尔泰风格的语言：“悦目的纯净，就像是清冽的泉水。”）他的写作没有显现出任何藏于知性的帷幕之后的做作和隐瞒。他设想大部分他的观众都了解 Lombroso，Nordau 和 Haechel 的理论。
但如果 “装饰与犯罪” 的情绪是争辩性的，它倒不是直接颐指气使的语气。尽管与后来的论断相左，Loos 本不想把他的讲话变成一个纲领性的宣言——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到此时为止， Loos 在他超过十年的设计生涯中很少或者完全没有使用装饰。他的有些设计，例如为在 Mariahilfer 街上通用交通银行（Allgemeine Verkehrsbank）在 1904 年设计的营业楼和住宅（未建成）甚至比在 Michaelerplatz 广场上那栋更坚决地反对使用传统建筑装饰。如果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论证了 Loos 的设计策略，它并没有为解决建筑形式的问题提供直接的良方。Loos 确实从来没有在任何现存的演讲手稿中提到过 Michaelerplatz 广场上的建筑或是任何他其他的设计，他的字里行间也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建筑。只有后来在 1910 年末，当他把 “装饰与犯罪” 和“建筑”结合到一篇公开演讲中时，他才特别说到建筑设计中的具体问题。
Loos 设计的 Allgemeine Verkehrsbank，未实现的方案，1904，1982 年模型后制。（编者添加）
关于装饰的论战
这次演讲的大背景是德语建筑报刊中对装饰的使用和合理性而进行的讨论，它一开始和 Loos 前卫的建筑和设计并无太大关系。从 1907 到 1910 年出现了许多讨论现代装饰的文章。一方面，Jugendstil 过多使用装饰的行为激起了这个话题，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建筑和设计一出现就在德国和奥地利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个事实也激发了关于现代装饰的思考。
关于装饰的论战最直接的导火索恐怕是德国评论家 Joseph August Lux 在 1907 年发表在《室内装饰》（Innen-Dekoration）中的一篇文章。Lux 曾研究过 Joseph Maria Olbrich 和 Otto Wagner，他认定改革的建筑师和设计者在世纪之交对 “装饰的更新” 是 “现代艺术第一个创造性的成就，不仅如此，新装饰让应用艺术有了新时代的精神生命，从而也强化了其他种类的艺术。” 他和其他作家的类似言论引发了 Jugendstil 的批判者的回应，他们认为诉诸装饰不是拯救设计，而是严重的失策。
之后的四月，评论家 Richard Schaukal 发表了一篇文章尖刻地抨击了赞成发展现代装饰的观点。他发表在《德国艺术与装饰》（Deutsche Kunst und Dekoration）的文章 “反对装饰”（against ornament）的开篇段落语调和 Loos 极其相像：“如果今天一个有想法的人为当今的商业文化而感到苦恼甚至是悲哀，他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至少是人造的那部分，变得如此丑陋不堪。如果他对美的欢愉有着敏捷的觉察力和感受力，他会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邪恶的敌人正是装饰。” Schaukal 对 Loos 以及他反对装饰的观点非常了解，认为装饰是 “多余” 并且 “无用” 的。他把分离派的作品看成是患了“装饰疾病”（Ornamentkrankheit）的症状，并赞扬 Loos 是唯一对未来——没有装饰的未来——有清晰构想的建筑师。
德国评论家 Wilhem Michel1909 年 7 月在《室内装饰》里回应，热情地为传统建筑装饰辩护，但也同意 Schaukal 的观点认为分离派把装饰从材料和结构逻辑中分离出来的倾向———用 Michel 的话来说，“没文化地剥离装饰”（”kulturlose Emanzipierungdes Ornaments”）———导致对装饰设计的信心愈加丧失。尽管如此，他提出这个发展或许还是有些正面影响：“未来对历史的判定很可能认为 Jugendsil 达成了积极的成果：至少它包含创造新事物的意愿。它具有破坏性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_———_尽管后者只是间接的副产品。”
另一德国评论家，Otto Scheffers 在 “功能形式和装饰”（“Zweckform und Oenament”）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该文章同年发表在《德国艺术与装饰》（Deutsche Kunst und Dekoration）。尽管没有完全拒绝装饰（“谴责所有装饰正如无节制地四处使用装饰一样愚蠢”），Scheffers 认为在日常用品上使用装饰损害了实用的外表并掩盖了他们的功能形式（Zweckform）。他写道，装饰应该留给艺术作品：“因为装饰比平滑的表面吸引我们更多的注意和思考，所以华丽的装饰更适用于我们很少见到或是短暂观看的物品，而不是我们常常看到或使用的物品。”
也有一些人持续为装饰和现代美术工艺辩护。柏林建筑师和设计师 Anton Jaumann 在 1910 年 1 月发表在《室内装饰》上的一篇文章中问道：“论战真的结束了吗？”Jaumann 批判整个现代主义的美学系统———用他的话即是 “功能性，简洁性，建造性，和材料的诚实”———认为这些方式都只有 “相对的价值”。德国艺术史学家以及评论家 Otto Schulze-Elberfeld 在 1910 年换了一种方式为装饰辩护。他承认装饰被误用了并且在当今正失去力量，但他提醒他的读者装饰仍然扮演者交流的角色———“真正的装饰就像语言”———并且这角色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 Schulze-Elberfeld 眼中，装饰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从业的建筑师或是设计师通晓真正的装饰语言，而这个缺陷将最终宣告终结 “****装饰的象征性****”。
Loos 知晓这个讨论；毫无疑问他把 “装饰与犯罪” 看作是对该论战的贡献，甚至是对它的推动。他可能算得上是攻击依赖装饰行为的群体中最健谈的一位，但他绝对不是唯一持有该立场的人。他认为艺术应该从日常用品中分离出来，这个主张也算不上是独树一帜。德国社会学家 Georg Simmel 早在 1908 年就主张艺术作品和日常用品的分离：工艺美术产品，Simmel 写道：“将融入日常生活中。正因为如此，它们所展现的完全是艺术作品的反面。艺术作品有专属它们自己的世界。”
Loos 的立场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两个根本观点：作为文化的合理进化的一部分，装饰将逐渐自行消失；另外，持续使用装饰不仅阻碍了现代进步，而且加剧了对手工艺人们的剥削，他们没有获得相应报酬。后面的观点源于 Loos 对传统手艺人们日益被逼与工业产品竞争的困境的理解和对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强烈支持。
在另一个相关的争论中，德意志制造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的 Hermann Muthesius 警戒性地反对机器制造的装饰：
正是因为… 机器能让我们大量制造装饰，我们看到了日常用品中劣质装饰的盛行，这导致我们的艺术标准沦落到了可悲可叹的地步… 装饰纹样投入百万人的市场导致了 [装饰的] 贬值。装饰变得很普通。而对于有品味的人们，过去十年工艺美术工业的发展导致的格调尽失的现象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地步。
制造联盟的其他人很快响应了 Muthesius 对于装饰的盛行导致了日用品标准的滑坡的论点。有些人开始认为有装饰的工厂制品不如那些没有的。
可是 Loos 并没有考虑工业的设计中装饰的问题。“装饰与犯罪” 中没有任何地方直接讨论量化生产的问题。他对于该问题的意见和材料的 “浪费” 和“滥用”以及 [装饰样式] 注定过时落伍有关。Loos，或许受 Thorstein Veblen 的影响，不认为现代设计的失落有益于经济，但装饰问题对于工业的意义对他来说和他关于文化发展脚步的论点相关。除此之外，他对于新设计对机器制造方式的意义没有多做考虑。
Loos 的信念仍然根植于 19 世纪对于手工生产的观点。他在一个石匠家庭成长的经历无疑对他的观点有些片面影响，但他的立场也是维也纳主要社会状态的产物。相较于快速发展成为工业生产中心的柏林或是慕尼黑———甚至是德累斯顿———维也纳的经济仍着眼于手工业。在德国，批量生产的急速发展正消灭传统手工艺，但在长期作为 “****艺术产业****” 之都的维也纳，手工艺紧系着生活。维也纳工作坊（Wiener Werkstätte）依赖极高标准的手工艺制造，而大量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的存在是它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Loos 对工业产品的沉默将他置于制造联盟当时的讨论之外，尽管他的观点最终将对新设计及其运用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柏林讲话
1910 年 3 月 3 日，Loos 再次演讲 “装饰与犯罪”，这一次是在柏林。这次讲座由艺术协会（Verein für Kunst）筹办，并再次在 Viktorianstraße 街上的 Cassirer 沙龙举办。Walden 安排所有事宜。他希望这次讲座能宣传他的新的文化杂志《风暴》（Der Strurm）的创刊。在之前几周，Kraus 和 Loos 都不辞劳苦地在维也纳为该刊物寻找订阅者并把收来的钱交于 Walden 用作印刷的费用。Loos 还给了 Walden100 克朗作为讲座的宣传费用。
《Der Sturm》的第一期在 Loos 讲座的当天问世，其中包含了 Loos 的一篇散文，“可怜的有钱人”（“Vom armen reichen Mann”）, 和该讲座的广告。然而众多报纸却对此几乎没有报道。《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对当天的讲座有一个简短的报道，但其他主流报纸几乎都忽略了这个活动。只有两篇评论刊登了出来，其中一篇未署名的评论发表在第二天的《柏林日报》上。该篇准确地概括了 Loos 的主要论点，复述他的那些在现代社会中持续使用装饰的人不是 “骗子就是堕落的人” （Hochstapler oder Degenerierte）的观点并概括了他出于经济的原因反对装饰的立场。这篇全面的总结表明这次柏林演讲的版本和他第一次维也纳报告完全一样或者是及其相似，尽管我们对此无法完全确认。
Loos 第二次在柏林 “装饰与犯罪” 讲演的广告，发表在《Der Sturm》 1910 年 3 月 3 日刊，p.8。（译者添加）
Loos 在柏林 “论建筑” 的讲座广告，《Der Sturm》1910 年 12 月 8 日刊。（译者添加）
这篇评论中有三条信息值得一提。首先，作者不正确地引用 Loos 说了 “装饰即犯罪，” 这个论断在此后常常被重提。（Loos 从来没有在发表的文字中说过装饰即犯罪，而是一个使用装饰 “现代人” 是“罪犯或是堕落的人”。）该评论人同时也扼要概括了 Loos 讲座对于应用艺术的意义：“Loos 现在论证了整个应用艺术的历史本身就是个装饰”———暗示设计中新的装饰运动违背现代主义的内在真理———这正是 Loos 的观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该评论人并没有提到 Loos 的观点对建筑可能产生的影响；他 / 她理解该讲座是关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正如 Loos 所希望的那样。该评论者透露第三条重要的信息是 Loos 再次获得了观众赞同的回应，但是这个活动却很少人参加：“昨天二十多人的观众给予了他一轮热情的掌声。”
第二个报道发表在一周半后的柏林讥讽杂志《玩笑》（Der Ulk）上。《玩笑》是《柏林日报》的一个副刊。这个报道就不是那么正面了。这篇未署名的文章轻视 Loos 的观点，把他描述为一个狂人，想对 “五十个最显赫的柏林公民”———重要的实业家和纹样设计者———用刑并投入监狱因为他们使用装饰的罪名成立。Loos 被描述为对着报道者高喊“远离致命的装饰！，” 与此同时尝试着把一把滴漆的画刷戳向他。评论者打趣地说：“下次我见到他会更小心地穿一件毫无装饰的礼服。” Loos 看到《玩笑》上的评论却完全笑不出来。在《风暴》1910 年 4 月 7 日版，他发表了一行简短的反驳：“亲爱的《玩笑》：我告诉你，总会有那么一天禁闭在一间被 [Eduard] Schulz 或是 Van de Velde 教授装饰的监狱会被视为更严厉的徒刑。”
尽管《柏林日报》和《玩笑》对他演讲有所回应，Loos 应该还是感到失望。几年后，在一份自传草稿中，他试图粉饰这次活动。他以第三人称形容这次演讲的影响：“把工作（Goldman & SalatschBuilding）放到一旁，他在奥地利和德国巡回演讲，他的 “装饰与犯罪” 赢得了一大群支持者。” 事实上，直到 1910 年中期，Loos 对这两国都没有什么影响，但这状况随着该年年末关于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的争议的发展被急剧改变了。
“装饰与犯罪” 和 Michaelerplatz 广场之争
第二次柏林演讲后不久，Loos 离开维也纳到南方旅行并为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寻找大理石材。他首先来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接着去到希腊和意大利。他在五月或是六月初返回到维也纳。在余下的夏天的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完成 Steiner House 和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的立面设计。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那时已经开始建造了，到九月中已抹上了石灰面。那时各报纸开始报道 Loos 打算在立面的上面的几层完全不加任何装饰。很快市政官方暂停了它的建筑许可，当月末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开论战。
一位漫画家对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无装饰立面设计的讽刺，1911。（编者添加）
Loos 在若干报刊文章上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为自己设计意图所做的辩解对日益增加的反对声音没有任何遏制的效果。十一月末，城市议会的成员，Karl Rykl，攻击 Loos 的设计并称之为 “一只巨兽”（“ein Scheusal”）并要求他重新设计立面。
正是在这个情形下 Loos 于 1910 年十二月初在柏林做了题为 “论建筑”（“Über Architektur”）的演讲。这次 Loos 在 Wilhelmstraße 街上一个大得多的 Hagensaal 会堂进行演讲。这次演讲再次由 Walden 的艺术协会（Verein für Kunst）承办。很可能是 Loos 自己策划了这次活动，他显然希望他的想法在柏林收获的正面反响能够帮助他消泯一些维也纳的批评。
这次演讲的节选一周后发表在《风暴》（Storm）上。它主要讨论的是现代建筑的问题，尽管发表在《尽管如此》（Trotzdem）上的版本只有一处明确地提到了 Michaelerplatz building。其中许多部分都是重述 “装饰与犯罪” 的内容。许多语句都是准确复制原文，包括 Loos 的论点说“文化的进化过程伴随着把装饰从日常用品逐渐去除的过程。” Loos 再次使用了原始巴布亚的论证和关于刺青是过时的风格和堕落的象征的评论。他也重复了原文中关于应用艺术的讽刺和手工艺制品的维护。“论建筑” 这次演讲是 Loos 文化论点的极大扩展，应用了他对于当代的建筑的批判。Loos 的核心意图是区分艺术 [种类]———纪念性建筑和普通房屋———民居形式和传统建筑工匠的方式。他的论点简洁而直接，认为能清楚表达自己含义的直白易懂的设计是唯一合理的房屋建筑：“房间应该看起来宜人，屋子看起来舒适好住。法院应该对心怀歹念的人有震慑的效果。而银行看起来似乎在说：你的钱在这儿被可靠的人们保护着… 如果我们在树林看到一个 6 英尺长 3 英尺宽的土丘，我们顿时肃穆起来并且知道这儿埋葬着一个人。这才是_建筑_ [原文采用斜体用以强调]。” 在这篇末尾，Loos 为他的论点加上：西方文化，他写道，建立于 “对古典遗迹之至高无上的伟大的认识上。” 分离派和其他现代主义者，正如他们之前的复古主义者们（historicists），忘记了古典主义经久不衰的榜样从而偏离了建筑的正途。
Loos 的 “论建筑” 融合他原本关于装饰在应用艺术中的“文化问题”，他的关于建筑延续地方建筑传统的准则和关于回归古典主义的规劝。通过这样做，这篇文章扩大了“装饰与犯罪” 的主要论点的外延。在之后的几年里，当 Loos 试图赢得 Michaelerplatz building 的战争时，这两篇文章将紧密相连。
慕尼黑和布拉格演讲以及他们的后续
在柏林 “关于建筑” 演讲后一周多后，Loos 在慕尼黑演讲“装饰与犯罪。” 这场演讲十二月七日在 Mazimilliansstraße 街上四季酒店的大宴会厅举行。承办者是新协会（Neues Verein），这是一个主要由年轻艺术家，作家和设计师组成的组织，类似于维也纳艺术音乐联合会 (Vienna Akademischer Verbandfür Literatur und Musik)。相对于在维也纳和柏林的演讲所收到的礼貌的，甚至是温吞的回应，至少慕尼黑的这次演讲在 Loos 结束之后产生了热烈的讨论。次日《慕尼黑最新闻》（Münchner Neueste Nachtichten）的一篇未署名的报道写道 Loos 已 “向装饰宣战。” 对他来说，“这 [装饰] 是一个完成式，死的，逝去的文化的一点残余…” 尽管许多观众都 “对 Loos 的演讲极感兴趣” 并且也被他逗趣的论证方式吸引，事后有三位观众都 “强烈批判 Loos 的论调，” 其中包括画家，插画家，设计师以及《Simplicissimus》杂志的主笔之一的 Fritz Erler。这样的回应也不足为奇。慕尼黑在世纪之交曾是德国 Jugendstil 的重要中心，而在 1910 年它仍然是新装饰设计的温床。尽管 Loos 预期他将会在这儿碰到些反对他的意见，但声讨的浪潮显然还是惊讶到了他。
Loos 没来得及给予回应。他回到维也纳过圣诞节。Bessie 的身体越来越差，几周后，他就和 Bessie 去了利比亚。他把她安顿在沙漠中的绿洲小镇 Biskra 的疗养院治疗后便回到了维也纳。
三月中旬，他再次演讲 “装饰与犯罪”，这次是在布拉格。德国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理工学科协会承办了这次演讲。该校是布拉格三所建筑学院其中一所。不同于第二次柏林和慕尼黑演讲，布拉格这次演讲宣传得很好。在演讲当天，《布拉格日报》（Prager Tagblatt）中发表了一篇关于 Loos 的专题文章，称他为维也纳建筑师当中 “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在 Michaelerplatz 广场的新作品表现了激进的功能主义的原则，而他正是这一派的代表。Loos 用德语作的演讲，但很可能许多以捷克语为母语的年轻建筑师参加了，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也来听了他的演讲了。
第二天，《布拉格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有可能为评论人 Ludwig Steiner 所作）对这次演讲做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这篇文章的前三分之一总结了现在标准的 “装饰与罪恶” 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该文提到的 Loos 的论点“一个生活在 1911 年的人不再使用装饰”，证实了 Loos 不断与时俱进地更正文中的日期。最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的中间部分。这部分概述了 “论建筑” 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包括 Loos 开场使用的一张简单农舍的风光图片。报道的作者提到 Loos 随后讲到了他在 Michaelerplatz 广场的建筑作品，现在已接近完工。
这篇报道显示 Loos 已开始把 “装饰与犯罪”和一部分的 “论建筑” 融合起来。在之后的一年半中，把二文结合起来的说辞已成为他为自己激进的设计辩护时的标准策略。确实，“装饰与犯罪” 现已成为 Loos 的政治说辞，他曾多次微调这篇文章来为他的作品辩解并招募同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后来回忆起这篇演讲和 Michaelerplatz 广场上 Loos 的作品的争议有关。
布拉格的观众们，至少从《布拉格日报》的报道来看，对 Loos 全无敌意。最后，作者写道 Loos 的演讲 “俘获了所有听众，他们大多数是建筑专业的人，尽管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对 Loos 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们还是给予了雷鸣般的掌声。”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 1911 的布拉格，捷克立体派已陷入痛苦的挣扎，以及许多年轻的说捷克语的建筑师们对建筑及设计中的功能主义批判得很厉害的情况，观众们对 Loos 的友好回应就显得更加难得了。
第二天，Loos 在维也纳理工大学电子研究所的报告厅里又做了一场演讲，题为 “关于站，走，坐，睡，吃和喝”（Vom Stehen, Gehen, Sitzen,Schlafen, Essen und Trinken）。这篇文章的节选发表在了《风暴》1911 年 11 月期刊上，算得上是 Loos 这时期最不出名的文章之一。它吸取了“装饰与犯罪” 中许多主题，尤其是 Loos 对应用艺术的攻击和他对传统手艺的肯定。它失去了“装饰与犯罪”中生动的画面：原始巴布内亚，纹身和犯罪行为的相关性。Loos 换上了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来讲述日常生活用品应该为它基本功能服务的道理。在赞颂民间日常用品的同时，这篇文章也呼应了 “论建筑” 的推论。在《风暴》上发表的版本没有提到 Goldman & SalatschBuilding。但在 1911 年 11 月，Loos 受 Walden 之邀去谈论他的作品，他扩展了这次演讲的版本并把它和自己的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联系了起来。
整个 1911 年的夏秋，Loos 都在继续阻挡要求重新设计 Michaelerplatz building 上层立面的呼声。但到初夏，由于这场争议的压力，他生了一场严重的胃溃疡。他在维也纳附近的一个疗养院渡过数周，之后迁到山里的膳宿公寓慢慢恢复。
到 9 月 Loos 尚未完全恢复，他再次发声维护他的设计。为了缓和争议，他提议在立面上面几层加上青铜的窗口花坛。虽然 10 月的时候还没有获得建筑许可，他造了五个花坛并放到立面以观效果。城建局命令把花坛去掉，但 Loos 和他的委托人都拒绝执行。
Adolf Loos, Goldman & Salatsch Building, 维也纳, 1911 年末，五个窗盒已经安装完成。
12 月中，为了捍卫他的设计，Loos 进行了题为 “我在 Michaelerplatz 广场的房子”（Mein Haus am Michaelerplatz）的讲座。这次讲座由文学音乐学术联合会（Akademischer Verband für Literatur und Musik）承办，Loos 在能容纳超过 2500 人的 Sophiensaal 大礼堂演讲。“我在 Michaelerplatz 上的房子” 对 Loos 来说很成功，他以此说服了大多数听众。在此之前对 Loos 的设计持批判态度的报纸们也都赞许地报道了这次演讲，其中许多都称赞 Loos 加上窗口花坛的折衷提议。1912 年 3 月 29 日，城市议会正式批准了这个设计，两个月后这个设计最后定案。
“我在 Michaelerplatz 上的房子” 的讲座海报（编者添加）
尽管这个演讲已取得胜利，Loos 在之后一年仍继续演讲 “装饰与犯罪”，至少在 1912 和 1913 年之间他再次在维也纳以此演讲。尽管我们不知道确切时间，在这次争论期间或是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他又再次在慕尼黑演讲 “装饰与犯罪”。最后一次记录在案的 “装饰与犯罪” 演讲发生于 1913 年 4 月 5 日哥本哈根。
Loos 1913 年在维也纳演讲 “ 装饰与犯罪 ” 的海报。
第一次发表
人们长期误解 “装饰与犯罪”第一次发表的时间和地方。许多学者记叙这篇第一次发表在 1908 年（从《尽管如此》或是其他来源获得的不正确的时间），或是 1910 年。事实上，这篇文章直到 1913 年才以法语发表在 6 月期的《Les cahiers d’aujourd’hui》上。蒙彼利埃大学教授 Marcel Ray，他同时也是法国主要的德语专家，把这篇翻译成法语。现存的少量证据表明 Ray 可能通过教育改革家 Eugenie Schwarzwald 认识的 Loos。Schwarzwald 是 Kraus， Loos 和 Altenberg 所在的文化圈子中的一员。我们不清楚这两人什么时候相识的，但 Ray 翻译了 “论建筑” 中的大量节选并以 “L’Architecture et le style moderne” 为题发表在了 1912 年 12 月期的《Les cahiers d’aujourd’hui》上。接下来的春季或是早夏，他为该期刊翻译了“装饰与犯罪”。多年后 Reyner Banham 在 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中误认为这篇文章是由杂志编辑 Georges Besson 翻译的，并说这个翻译版本 “生动但是经过了大量删节。” 事实上，Ray 的翻译很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至少一处优化了它。Ray 把主题句 “文化的进化过程伴随着把装饰从日常用品逐渐去除的过程”（evolution der kultur ist gleichbedeutend mit dem entfernen des ornamentes aus dem gebrauchsgegenstände）翻译为 “A mesure que la culture développe, l’ornement disparaît des objets usuels,” 把 “去除” 换成了“消失”（disparaît）。这个小改动更好地呼应了 Loos 关于装饰会渐渐自行消失的论断。Banham 正确地指出了通过在《Les cahiers d’aujourd’hui》上发表 “装饰与罪恶”，该篇文章得以被更多别国的读者看到。这篇文章将会对法国的先锋一派人物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包括柯布西耶，他 1920 年把这篇文章重印在了《L’ Esprit Nouveau》。这篇文章的节选在 1926 年又再次重印在了《L’ Architecture vivante》上，然而直到 1929 年当 Kulka（显然还有 Glück）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准备了这篇文章，它才第一次发表在德语刊物上。两周后，这篇文章被《布拉格日报》重印，但一年多后发表在《尽管如此》上的版本成为该文的标准版本来源，直到 1960 年代 Loos 文集的发表。
发表在《布拉格日报》上介绍 “装饰与犯罪” 的前言很大程度导致了后来关于这篇文章的误解。Kulka 很明显是这段文字的作者，但是他无疑是在 Loos 的授意下这样写的。这段文字显示了 Loos 希望 “装饰与犯罪” 被铭记的意愿，但是其中许多断言都和历史事实相矛盾：
这篇 1908 年由维也纳建筑师所著的文章引起了慕尼黑应用艺术家们的暴乱，但当在柏林演讲的时候收到了热烈的掌声。它至今还未以德语发表过… 它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当 art nouveau 盛行的时候，Adolf Loos 或许是当时唯一清楚什么是现代的人。正如 Adolf Loos 二十年前设计的房子在当时引起了愤慨的风暴，在今天则被视为纯粹的功能表达。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 Loos 认为有必要篡改历史真相。当然有可能他不记得当时的细节，尽管那些把他描述成创新的思想家以及为了现代主义的英勇殉道者的改动看起来颇为刻意。这部分对历史的改动可能源于 Loos 对他 1920 年代逐渐从现代主义者的前线上消失的状态的反抗。然而由于他反装饰的讨伐事迹，Loos 在当时前卫文化圈中的即使是较年轻一代中仍然享有广泛的知名度。
1920 年代中期 Loos 致力于更正关于他攻击装饰的误解，这使得他重铸 “装饰和犯罪” 的故事的行为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在最初发表在捷克语建筑杂志《我们的方向》上，其后又在《尽管如此》中重印的 “装饰与教育”（Ornament und Erziehung）中，Loos 反驳人们认为他要求根除所有装饰的愿望：“装饰会自行消失… 作为自然发展的一部分；” 他也解释到装饰可能在某些设计应用中是正当适宜的。
Loos 在重塑 “装饰与犯罪” 的历史中起到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可辨驳的是自从 1929 之后，对于这篇文章的诞生的叙述就和已知的事实不符。当 “装饰与犯罪”1929 终于以德语发表，大多数人都是孤立地来阅读它，而不了解 Loos 在 1909 年到 1912 年所经历的一切。然而最终只有把这篇文章结合到 Loos 始于 1910 年初反对应用艺术家的运动和他后来为 Goldman&Salatsch Building 所做的辩护才能解释它的起源以及它含义的演化。
装饰和意义
使 “装饰与犯罪” 成为 Loos 文章中格外突出的一篇的并不是它的原创性。事实上，这篇文章中没有什么对于 Loos 来说是完全新鲜的。他的大部分论点在他写这篇文章的前 10 年就已经发展完成了———在 1909 年末或是 1910 年初———而且在之前几年其他理论家和批判家也先于他提出了这些观点。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Loos 把他的观点集合成一个完整的形式———成为一篇发展成熟的论证。
但 Loos 不仅仅是把他的想法汇总：他使批判更尖锐，并善用图像和讽刺来激发他的反对者的反应。“装饰与犯罪” 是 Loos 对装饰的攻击尖锐化的结果：它企图确定最终比分——特别是和 Hoffmann 以及其他对维也纳分离派——并在装饰的论战中以他的观点最终定论。
这篇文章也标志了 Loos 职业方向上的转变。它的写作时间符合 Loos 从室内设计向建筑设计转变的时期。他在设计他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其中没有直接谈到新建筑的问题，但它设想了一个脱离装饰的审美。Loos 所认为自己伟大的发现——即文化进化的道路将远离在实用物品上使用装饰 [的行径]——是一个历史的概观。“装饰与犯罪” 既是对短暂过去的批判，亦是对现代主义者未来的展望。
常被误解的是， Loos 并没有对装饰失去信心，而是对我们制造并使用新装饰的能力。有罪的并不是装饰，而是这么多人都不能承认装饰已不适宜于现代建筑和设计的无法回避的事实。Loos 不愿排除在纪念性建筑上使用装饰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他在 “论建筑” 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来源于他对传统的深深信仰。但他同样相信装饰已濒临死亡并无力回天。“装饰与犯罪” 中的过激观点来自于他对那些忽略这个现实的人们的愤怒。
到最后，Loos 著名的论断不仅仅只是对现代装饰的驳斥；从 1909 到 1913 年间他写作并演讲这篇文章的周遭环境展现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审美着眼点。刚开始他为激发他的对手并说明自己的设计意图所作出的努力，在 Goldman & SalatschBuilding 的争议中，转化成为为他自己和他的作品所做出的辩护。“装饰与犯罪” 是 Loos 信念的宣言，他对新时代特点的总结表达，是对他的对手的抨击，是应对 Michaelerplatz 广场设计之争的武器，也是对他艰辛工作和最终胜利的概览。
刊载说明
原文题为 “The Origins and Context of Adolf Loos’s ‘Ornament and Crime’”，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68, No. 2 (June 2009), 200-223.
作者：Christopher Long
翻译：熊庠楠
译文全文获作者和译者许可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刊载于 Der Zug Vol.2 和 Der Zug Vol.3 的译文栏目中。公号发表内容为译文节选，增添配图并调整版式。配图除了说明末尾标柱 “译者添加” 或者 “编者添加” 字样的，均为作为原文自附的配图。翻译内容仅做交流分享之用。公号编辑：张晓骏，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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